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讲述临沂蒙山道医发展布道过程

发布时间:2019-02-21   来源:阚仕宇 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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阚仕宇
 

临沂道医

蒙山自古以来就是一座宗教名山、文化名山,为道教较早的发源地之一。其道院规模壮观、道徒众多、道家文化底蕴丰厚,堪称有名的道教圣地。在蒙山道教发展的长期过程中,有许多促进因素,如当地人文、地域、民俗、地方官员的支持,某些高道大德的主持与推动等,但医药无疑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,其对道教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。蒙山地区是古代医学的发源地,历史上出现过许许多多信道的名医和懂医的道士,他们利用各种各样科学的或迷信的医疗手段,通过为群众解除病痛,笼络民心,聚集财富,壮大规模,扩展影响,逐步形成以道观和道教徒为主体的发展基地,从而使蒙山道教有了长足的发展。

综观道教创始发展的过程,其奉行的是一条以医传教,借医弘道的立宗创教模式,这种模式为早期形成的道教派别所普遍采纳。如有较大影响的“太平道”,为东汉末年的张角所创,以崇奉《太平经》而得名。据《后汉书·皇甫嵩传》记载:张角自称“大贤良师”,通过“符水咒说”、“驱邪除鬼”为人治病,老百姓病好后都很信服他,他还派弟子们到各地去传道,十几年间发展到几十万人。“五斗米道”也是早期道教派别之一,创始人是东汉末年的张陵,此人曾经在鸡鸣山学过道,自称“天师”,假托太上老君的口授传道收徒。他主要利用“阴阳五行”、“符水咒说”、鬼神崇拜等为人治病。据说病好后要用五斗米来感谢,深得下层百姓的欢迎,因此发展很快,道徒遍于川北,汉中等地。蒙山道教初创时的资料遗留很少,很难直接查证。但通过追溯古代蒙山医药发展的状况,考证两晋、南北朝时期亦道亦医人物的记载,可以推论出蒙山道教的发展也是遵循着借医弘道的模式,医药对古代蒙山道教的发展也曾起过重大的推动作用。

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,它和古老的医学关系之密切是世界宗教史上所少见的。因此道教的发展以医药的发展作为重要支撑,蒙山地域古老颛臾医学的繁荣是蒙山道教发展的基础。祖国医药的基本理论是阴阳学说,其来源于伏羲的“先天八卦”,颛臾为伏羲后裔,故把阴阳学说运用于医学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,应为医学较早的发源地。《帝王世记》有“伏羲制九针”治病的传说,而针灸源于砭石和骨针。《内经·异法方宜论》说:“东方之域,天地之所生也,鱼盐之地、海滨傍水,其民嗜鱼而嗜咸……其病皆为痈疡,治其宜砭石,故砭石者,亦从东方来。”蒙山之地,处东方之域,地近海滨,“砭石亦从东方来”之说,结合相继在该地区出土的砭石、骨针可证明蒙山是针灸最早的发源地。医药事业发展为道教发展提供了所必须的医疗手段,使“借医弘道”成为可能,并为道教发展奠定下坚实的基础。

蒙山素有“三十六壑,七十二峰”之说,恰好与道教“三十六洞天,七十二福地”之说相吻合。道教尊黄帝、老子为道祖,称为黄老之学,黄帝是医学的祖师,可见道与医联系之密切。据碑碣和方志记载,汉以前蒙山就有不少隐居山林的高士,轩辕帝时有蒙山老人,后有羡门子、鬼谷子、老莱子、琴高、栾巴等。其中鬼谷子是早期道家的代表人物,至今蒙山地区还有许多关于鬼谷子的传说,他是纵横家的鼻祖,道教称鬼谷子为“古之真仙”,他是有文字记载的蒙山地区最早借医宏道的道家。他在蒙山采药以济人,养性以修道,并炼丹制药,今凌云宫水帘洞传说为其修炼之所。他所著的《鬼谷子》一书完整保留在道家经典《道藏》中,他所著的《本经阴符七书》言炼气养神之法,对《内经》养生理论的影响很大。

东晋、南北朝时期,蒙山地区的医学和道教的发展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。当时人们把做官、信道和懂医奉为时尚,于是出现了一批亦官亦道亦医的人物。他们集政治权力、宗教信条、医疗手段于一身,推动了蒙山道教的发展。曾在古琅琊山僻修道的葛洪,既是一个医学家,又是一个擅长炼丹的道士,他写的《抱朴子内篇》总结了当时的炼丹经验。梁代陶弘景被称为“山中宰相”,既是有名的文学家、药学家,又是著名的道教大师,他对蒙山地区好道的名医十分推崇,在其《名医别录》中说:“宋有羊欣、元徽、胡洽、秦澄祖,齐有尚书、褚澄、徐文伯、嗣伯群从兄弟,疗病亦十愈八九”。其中所提到的羊欣、徐文伯、徐嗣伯及其家族中人皆为南北朝时期蒙山地区亦官亦道亦医的名家。

羊欣,字敬元,泰山南城人(平邑县南武城)。曾祖羊忱当过徐州刺史,祖父羊权授黄门侍郎,父不疑为桂阳太守。欣历任平西参军、楚台殿中郎等职,他不但擅长隶书,是著名的书法家,而且精医,著有《药方》10卷。他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,史书上说他“素好黄老,常手自书章”、“有病不服药、饮符水而已”,说明羊欣在当时已能画符念咒,炼丹制药。

琅琊东莞(临沂沂水)名医徐熙是蒙山地区有影响的医家。据史书载:“熙好黄老,隐于秦望山,有道人过求饮,留一瓠芦与之曰:‘君子孙宜以道术救世’。熙开之,乃《扁鹊医镜》一卷,因而精心学之,遂震海内”。其子徐秋夫,精医术,擅针灸。据《南史·张融传》载:“秋夫夜闻一鬼,因患腰痛死,虽为鬼,痛犹难忍,请疗之,秋夫便扎草人,下针即愈”,其针刺疗鬼病的故事颇有道家色彩。秋夫之后,先后有徐道度、徐淑响、徐文伯、徐嗣伯、徐成伯、徐之才、徐之范、徐敏齐、徐复等,皆为亦官亦道的名医。

颜含,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先人,字弘都,琅琊华人(费县诸满)。据《晋书》记载:“颜含次嫂樊氏,因疾失明,含课励家人尽心奉养,每日自尝药馔,察问息耗,必暨屦束带。医人疏方,应须蚺蛇胆,而寻求备至,无由得之,忧叹累时,尝昼独坐,忽一青衣童子,年可十三四,持一青囊授含,含开视之,乃蛇胆也。童子逡巡出户,化青鸟飞去,得胆药成,嫂病即愈”。这个故事可以说明,一是早在晋朝蒙山地区的医家就知道用蛇胆来治目疾;二是医学和道教密不可分,故事中的“青衣童子”、“青囊”、“青鸟”等变幻莫测的事物,完全具备道教的特征。可以推论早在东晋时期,蒙山地区的许多医疗活动往往蒙上道家的迷信色彩,医药成为道教借医弘道的手段和工具。

在蒙山道教长期发展的过程中,出现过许许多多精医的职业道人,他们以医药为手段,阐化教义,笼络民心,在增强道教凝聚力,发展道教徒,扩大道观规模等多个方面为蒙山道教发展做出了贡献。隋开皇初道人由吾道荣“尝游燕赵间,闻晋阳有异人,精于法术,遂往访之得其传。凡符水禁咒,阴阳律数无不通解,后隐于琅琊山辟,谷饵松术,以求长生之秘”,这是有记载的懂医理和养生之道最早的蒙山道士。

蒙山玉虚观是北宋时期道教活动的中心,为临沂人贾成所创,当时有道众300余人。据《玉虚观松柏林记碑》载:自贾成之后,道人皇希全“主灵显庙香火二十余年”,他是一个精通医学的道家,懂得五运六气,擅长气功,能行“补脑之术”,而且懂得种植树木,绿化环境能促进健康和长寿。金大定三年(1163)亲自倡导,手植松柏700余棵,“东连玉虚观,西邻蒙阳河,远近视之,若云气郁兴,数百步外,清风洒面,苑若洞宫仙境,不类人世也。”由于精于医术,擅长养生,通晓气功,深得民心,志书上称他“淳古勤实,焚修持颂,朝夕不怠,誉于一方”。

据史书记载:从北宋政和丙申到清朝乾隆甲戌,凡六百九十八年,玉虚观香火不断,除皇家的支持和道教本身的力量外,与他们利用医学手段笼络群众密不可分。康熙年间,守庙道人徐一朗“自隐元门,术兼岐黄”,其技术不仅用于养生健体而成为兼职医生。当时他医道很深,看病的人很多,其中当然有些是豪富之家,愿意集资捐物,于是徐道人“慨然欲兴废举坠,谋修贾成公祠,欲架纯阳阁于其上,以志仙踪”,可惜未及动工,徐道人谢世而去,其志未遂。

徐道之后,其法孙周来吉道人继承了徐一朗的医疗技术,为蒙山一带群众治病,效验极好,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誉。据《重修古蒙祠贾成公祠及纯阳阁碑》载:“其法孙周来吉,传其医学,以应一方之求,诊疗多效,并不索谢,又老幼废疾不能自食投养者辄收之。复以庙地所出,补葺庙宇,乃修贾成公祠,架纯阳阁,以承其师祖之志,附近士庶亦多解囊相助,遂竟厥功”。据志书记载,庙宇修缮扩建于乾隆甲午(1774年),“来吉守清规、广仁术,修祠一举,乐助者千有余家”,从赞助修祠之广,可见医学对当地民众影响之深。

蒙山天麻场为重要道场,为山西平定人尹仁遂所创。他原在白云岩习道,也是一个学验皆丰的医家。据《蒙山天麻场主持道人尹仁遂碑记》载:“其能精歧黄之术,为人诊治病辄得痊。蒙山前后方外数百里赖以全活者,不可胜数也。至于占卜休咎,祷禳神祈无不应验,有若影云”,“尝习六壬遁甲之书,其他幻化戏嬉,一切除患疗病之术,不可枚举,救困济贫,一方赖焉”。在以医学的手段,争取到民众的支持和济助后,“乃创立天麻场庙宇,上下雨王殿、鬼谷子殿、吕祖殿数处,栽树数万株,偃仰山谷,荫翳天日,登探至此,殊觉别有天地,绝非人间矣。”可见由吾道荣、皇希全、徐一朗、周来吉、尹仁遂等他们都是职业道士,以道教为根本,但他们又是医家,以医学为手段,达借医弘道之目的,从而使蒙山道教规模和法力影响不断扩大和增强。

道教徒借医弘道的手段是多方面的。象皇希全等这类医术精深的道人,主要借助于中医理论辨证施治,为百姓诊治疾病。而有的道人则仅凭一技之长为群众解除病厄,如万寿宫的道士用炼制的丹药治疗麻风病、皮肤病;凌云宫道士自采百草灵药,加工成丸药膏丹供病人服用,他们配制的“斩积顺气丸”能治疗九种心痛,对气痛疗效更佳。用40多种虫、蛇、花、草、果等药熬制成的“万应膏”,不仅能治疗腰、腿、肩、背疼痛及周身麻木,而且对痈疽、疔毒、疮疡也卓有成效。观中道士各具一绝,有的擅推拿导引,有的擅针灸拔罐,有的擅长运气养生,有的会接骨拿环,有的会棍棒武功,他们凭着“绝招”,各显才能,通过治病阐发教义、发展道徒。尽管他们的医疗活动也带有宗教的色彩,但其治疗手段总体看来还是科学的,和单纯的画符念咒是有区别的。

道教在以医学手段笼络民心的同时,也加强了对民众精神上的控制。他们迎合人民群众对古代医学家的尊敬和崇拜的心情,把某些信道的名医加以神化,并将其纳入道教神系,于是在蒙山地区建立起了许多药王庙,这些药王庙具有共同的道教色彩,多设于道院中,由道人主持香火,供奉的药王多为被宋徽宗追封为“妙应真人”的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。据耆老回忆,平邑镇北岭原有一古庙宇建筑群,内有奎文阁、文王殿、闫王殿、廊房等约百余间,其西北隅有药王殿一间,始修建年代不详,曾于民国二十年重修。内塑有药王孙思邈坐象,左右各有一青衣童子。道人田加池、刘相仁曾主持庙事,每年正月十五、九月初九,当时平邑医界贺洪文、宋立业、班玉苓、乔先生等前来聚会朝拜,若逢庙会,腿痛、腰痛、眼疾等患者前来烧香许愿者甚多。

武台药王庙附设于天师庙内,所供药王为神农氏,两侧有张仲景、淳于意、华佗、扁鹊、王唯一、孙思邈、叶天土、王清任等十大名医。门两侧题有对联,上联为“行善必昌,不昌还是祖上有余殃,殃尽必昌。”下联为:“做恶必灭,不灭还是祖上余德多,德尽必灭”。实为道家因果报应之词。

在平邑西南十余里外,山峰突兀,风景秀丽,涓涓细流,汇为泉水,名白龙泉,上有白龙庙,创建于何年不详。清朝末年茄山头村刘宗和之妻,信奉道教,自称“三龙女”,多举善事,到各县化缘捐资,重修庙院,曲阜孔府感其诚,赐宫灯、宫伞等,以壮其举。并在大殿东修建药王庙,供孙思邈塑象,两墙有壁画,画有药橱、捣筒、戥称,门两侧画一马一驴,供出诊之用。类似这样的药王殿在全县尚有数处,解放后皆已拆除,其废墟夷为平地。

道教在对医家“神化”的同时,对医疗手段也进行了神化和迷信化,用画符念咒以消灾避祸,使其披上神秘的色彩。“符”笔划屈曲,似字非字,似图非图的符号和图形;“箓”记录有诸符间的天神名讳和秘文。符箓都书写于黄色纸帛上,道教声称,符箓是天神的文字,是传达天神旨意,用它可以召神劾鬼,降逆镇魔。在为人治病时,或书符箓于纸,烧化后溶于水中,让病人饮下;或将符箓缄封,令病人佩带,或贴于寝门之上以驱鬼镇邪,这些方法带有心理医疗的性质,能减轻某些自觉症状,故其灵效风传,愈演愈烈。后来竟发展为收妖捉怪,召神祛鬼,禳灾祈祷,桃木逐邪,扶乩占卜,纸扎替身,各种名堂,五花八门,不一而足。

药王庙的修建和医疗手段的神化,迎合了群众渴望解除疾苦的心理。由于旧社会医药卫生技术落后,群众处于愚昧状态,这就导致了遍布全蒙山地区的迷信活动。据《鲁埠真元观记碑》记载,道士吴希景“梦受戒于真元君,自是所施神应,拯救沉疴,请灵符者上至王公贵族,下及黎庶,日有数百人。一日皇妹久苦宿疾,告治辄验,馈赠不受,唯留龙凤镜一枚,以照妖魔。凡灵异莫能尽载,时人瞻风而至,原留门下者多矣。”每逢正月十五日鲁埠贞元观装饰一新,四州八县前来赴会,到庙烧香许愿,求签问卜者络绎不绝。

类似上述情况,仅平邑县就有多处。平邑西南十余里,有山突起如锥形,名香山,传说古代卞庄王女下嫁于此,炼丹修行,施舍丹药,普救众生,山上有三皇姑庙,一年四季香火不断,求问疾者甚多。仲村北30华里马家峪东有一小山,上有青砖砌成七层宝塔,人称“仙姑山”。传说唐代名将薛仁贵征东路过此地,军中疫病大作,相互传染,在此山遇仙姑普施符水,解救疾厄。后征东凯旋,被救将士每人用马尾系砖一块,砌成此塔。古老的传说给贫病交加的山区人民以希望和寄托,解放前人们上山拜祷仙姑,以求平安者甚众。白彦南一里许有小青山,山明水秀,松柏葱茏,山顶枫树合抱,怪石林立,上有一古代建筑,原系明代万历年间文人讲习之所,后竟发展为白彦三月三盛会朝拜祈祷之地。每年逢会,男女老幼摩肩接踵,一为游览小青山风光;二为烧香许愿,祈请一年平安。另外铜石大圣堂、地方小圣堂皆为受道教影响而出现的迷信场所。

蒙山境内层峦叠翠,巍峨壮美,素有“三十六洞、七十二峰”之称,是道教理想的修道养生之福地。蒙山地区为古代医学的发源地,历史上名医辈出,民间蕴藏有丰富的医疗知识和养生长寿的经验,漫山遍野的中药材堪称天然的药材宝库,这些构成了道教借医弘道的基本条件。另外,蒙山地区长期形成了崇拜神灵的民俗,则为道教的存在、发展提供了思想信仰和广泛的群众基础。蒙山地区神灵信仰呈现多样化,这与道教多神崇拜系统十分相合。道教用神化的医疗手段制造了宗教迷信,而遍布全区的迷信活动又推动了道教的发展。基于以上种种原因使蒙山道教自宋代以来获得了较大的生存空间,成就了蒙山道教在中国道教史上的显著地位。

(阚仕宇系原平邑县中医院副院长、主任中医师、临沂市名中医药专家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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